美國當時在聯合國與國際財政舞台上雙管齊下，施加極具毀滅性的具體壓力，是迫使英法兩國徹底停火撤軍的核心關鍵，當時英法聯軍進攻僅開展幾天，英國的外匯存底就因市場拋售英鎊而迅速蒸發15%， 引發嚴重的英鎊兌現(run on the pound)，時任英國財政大臣(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)的麥米倫向內閣明確警告，唯一挽救經濟崩盤的辦法是向IMF申請緊急貸款，然而， 艾森豪政府不僅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(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)與蘇聯共同站在一起投下停火贊成票，更直接對英國啟動財政封鎖，威脅要在市場上大量拋售美國持有的英國國債以壓垮英鎊， 並全面凍結英國在IMF的貸款與石油進口信貸，這種全面性、窒息式的經濟與金融手段，直接擊中英法兩國在二戰後外債高築的阿基里斯之腱，最終迫使兩國得屈辱地吞下停火決定
在更宏觀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，這場外交重挫更間接成為推動歐洲經濟共同體(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，EEC)建立的強力催化劑，在此之前， 法國、西德、義大利及荷比盧三國雖然已在1951年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(ECSC)，但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談判本已陷入僵局，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爆發，讓歐陸各國深刻意識到， 面對美蘇兩大超級強權(Superpowers)的夾擊，分散的歐洲小國在國際舞臺上完全沒有話語權，甚至連自身的能源與安全命脈都會被輕易切斷，這種共同的集體危機感逼得法國徹底轉向， 決心藉由擁抱歐洲本土市場來建立第三勢力(Third Force)，談判進度隨之迎來重大突破，最終促成六國於1957年3月簽署羅馬條約(Treaty of Rome)，共同孕育這個往後演變成歐洲聯盟(EU)的核心經濟體
當這條運河在1967年六日戰爭(Six-Day War)爆發後再度遭到埃及關閉時，其對國際航運與全球貿易的衝擊性質已截然不同，這次運河一關就是長達8年(1967至1975年)， 甚至導致14艘外籍貨輪被困在運河中的大苦湖(Great Bitter Lake)而淪為著名的黃色艦隊(Yellow Fleet)， 由於1956年的斷航經驗早就逼迫全球航運業轉向投資繞行南非好望角(Cape of Good Hope)的巨型超級油輪，因此1967年的長期關閉並未重演西歐石油斷絕的慘劇，然而， 在漫長的8年停航期間，凡是原本依賴運河縮短8,900公里(5,500英里)航程的國家，雙邊貿易總額大幅縮減20%以上，造成全球貨運成本的常態性高漲，直到1975年6月運河排除萬難重新開放後， 國際海運物流才終於回歸正軌，但也證明這條關鍵海上通道(Chokepoints)的戰略價值，至今依然深刻牽動著全球供應鏈的穩定
